在重慶師范大學舉行的“女科學家高層論壇”上，全國人大常委、教育部原副部長吳啟迪認為，受到一些灰姑娘嫁入豪門的電視劇影響，有相當部分女大學生出現了“傍大款”的觀念，“這是一種悲哀，我感到很痛心。”（《重慶晚報》9月10日）

    一個可以知曉的判斷是“為女大學生傍大款痛心”的絕不僅僅是教育部原副部長一個人，但是，在高級官員中能有如此表態、能把這種社會尷尬揭發出來的，教育部原副部長吳啟迪應是第一人。長期以來，社會在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現象中的態度是曖昧的，也是含糊不清的，而“為女大學生傍大款痛心”話語，不但能讓社會的灰色面暴露在陽光下，而且能引起療救的注意。

    不過，僅僅有“為女大學生傍大款痛心”是不夠的，不足以消除隱藏其后的社會弊病。在這里，筆者以為，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梳理，一是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是個案還是普遍現象？二是何以出現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，是女大學生的問題、社會的問題還是大款的問題？原因僅僅需要女大學生來抗嗎？

    在任何一個問題上出現偏差，在筆者看來，都有可能造成對女大學生的“污名化”，或者讓一個群體為一種社會的丑惡背黑鍋，這不但不能達到治病的目的，并且，會離我們的治療期待越來越遠，甚至陷入陷阱而不能自拔。這是我們愿意看到的嗎？

  女科學家們認為，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，女大學生們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，可以做到既“做得好”又“嫁得好”，達到事業家庭雙豐收。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境界，也是公眾特別是女大學生群體的愿望，但問題的關鍵是社會為女大學生準備好了空間嗎？僅僅依靠個體的努力可以對抗社會的積弊和社會的習慣性力量嗎？

    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，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誘因。正是這種事實的存在，我們不能把原因僅僅歸結為女大學生群體，而是應放在整個時代背景中來審視，否則，就是對真正原因的遮蔽和漠視。當下社會中，我們還沒有走出女性物化和被“消費”的場景，而對缺少批判精神和社會適應能力的女大學生來說，被“消費”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在金錢風暴的挾持下，在消費符號的鼓噪下，不少女大學生之所以心甘情愿或者說不情愿地走上“傍大款”的道路，一方面是自身的原因，但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物化的力量和金錢暴力的必然。

    就筆者的觀點，在男權社會中，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現象的出現幾乎是一種必然，而女大學生僅僅是被迫的群體，是尷尬和無奈的選擇。

    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現象的出現與社會對物欲的推崇和“不勞而獲”、“一夜成名”的渲染也不無關系，與商品交換法則的橫行和整個社會的物化觀念滋長有著密切的聯系。把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現象置于商品交換法則之下來觀察和思考，就會發現其處處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。換句話說，女大學生僅僅是經濟的載體，不論表面上看起來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，但最終都可以看出物和商品的屬性。 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現象是物欲的誘惑和人性的尊嚴之間斗爭的產物。當然，也是一種異化。
　
    “傍大款”是一種悲哀，這是毫無疑問的，但是，悲哀并不僅僅屬于女大學生，相反屬于整個社會。道理很簡單，“女大學生”抗不起“傍大款”的社會流弊，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現象有著深刻的社會病癥，單一的批判女大學生或者單一的冀望于女大學生來反抗社會的灰色，本身就是不公平，也是推卸責任的表現。

“女大學生傍大款”的悲哀屬于社會，在這點上，我們應有清晰的價值觀念和立場，否則，就是對女大學生群體的“污名化”。